一、问题的提出

二、中国古代经济法的调整内容和调整方式

1.土地所有权法律关系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土地所有权是农业生产关系的直接表现。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主要包括土地国家所有和土地地主（私人）所有两种形式。有周以来，两种所有权形式的优势与缺陷交替作用，循环往复，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形式更迭与“政治周期高度一致”的历史规律。调整土地所有权的土地立法和土地政策是古代中国国家法律体系中最为核心、“最需要国家干预的法律部门。”

传说轩辕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按“井”字重新划分，中间一块为“公田”，四周八块为“私田”，遂成“井田”渊源。由于“井田”的国家所有性质，“田里不鬻”成为其核心原则，为避免土地分配不公，肥瘦不一，西周后期各诸侯国又颁布《田法》，实行以土地交换轮耕的“爰田制”。商鞅变法，颁布《垦草令》，承认私有土地爰田，并按军功分配土地；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令黔首自实田》法令，进行全国性土地登记，确立了土地私有权的合法地位；汉随秦制，颁布《田律》，允许私有土地自由买卖，东汉末年，曹操推行《屯田制》；唐武德七年颁布《均田法令》，后《唐律疏议》又规定“均田制下授田有限额”，防止土地不合理兼并；宋代，土地自由买卖的方式大大丰富，典、卖、质举、倚当并存，国家对田宅物权的转移、利用、交割规定了一套完备的程序；《元典章》则进一步明确了永佃权的移转程序，并规定“佃客随田”；明清两代继续立法保护土地私有权，致使土地兼并加剧，形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

农业是典型的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顺应自然时令，就是顺应农业生产生活规律；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障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古代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早“法自然”的农时历法制定者，最早的环保主义者和环保立法者。相传黄帝开元纪年，创制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经《颛顼历》《太初历》《大明历》等完善修正，至今沿用，成为具备国家强制属性的中国古代经济法的重要渊源。史载炎帝神农即作《神农之禁》，禹立《禹禁》，周承先制，颁布《野禁》《四时之禁》《伐崇令》等专门法令，顺应时令，保护生灵。秦《田律》进一步将“禁”的范围扩大到树木、水道、植被、鸟兽、鱼虫并细化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唐在历代禁止性规范的基础上，颁布专门的水资源管理立法《水部式》，建立起当时世界领先的防汛防洪机制，并多次针对黄河水患进行河流改道治理。

农业生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需要立法对生产过程进行“国家干预”，一方面立官制、设置农官体系，一方面建立标准、规范违法责任。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弃作后稷以“播百谷”。商代已置“耤臣”等专司耕收管理的农官。《周礼》“司徒”专章设“大司徒”“仓人”“司稼”等农官体 系。战国时期，各国《田法》明确农业生产的组织体系和田地轮换制度。秦《田法》规定五谷种植要求，并立法规定农官职守及其责任。汉《上计律》将对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纳入官员升迁奖惩考核系统。《唐律疏议》进一步规范了地方官员农业生产组织管理的法律责任。

（１）重农抑商法律政策。为了保障“民之大事在农”经济基础和政治共识，古代中国主要通过贬抑商人的法律身份地位、限制商业市场准入、对商业资本征收重税等法律政策进行国家干预，“驱民而归之农”。有周以降，法律便置小司徒等官职，设贵贱别籍登记制度，将商贾等“占会贩卖者”纳入“贱籍”。为了限制商业市场准入，管仲变法始设山海之禁。商鞅变法“壹山泽”、榷盐铁，“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汉桑弘羊强化了盐铁专营的政府机构，设置盐官、铁官，禁榷酒业。秦汉之后，禁榷制由于“国家需要干预”被不时沿用，宋代茶、盐、酒、醋、矾等皆为禁榷，最广；清代唯榷盐茶，最窄。为了防止“商人兼并农人”，汉武帝刘彻颁布《算缗令》，向有产者征收资产税；隋文帝杨坚始设政府投资，商人纳息，补给财政的公廨钱制度；唐太宗下诏，选设商人担任“捉钱令史”，向富商巨贾征收定向特别财产税。

（２）维护市场秩序法律政策，“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有周以来，市场便成为人民百货交易的主要场所。为了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维持市场繁荣稳定，古代中国不仅通过配置大量职官体系，管控商品质量、价格、交易、秩序，也通过立法，统一度量衡等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市场标准，维持买卖公平。《周礼》始设司市、质人、胥师、司暴、泉府等职官，分别执掌相当于今天的工商、质检、评估、城管、供销等，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后世均承周制治市。为了保证度量衡“同律”，《周礼》规定内宰负责“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质人负责”“同其度量”，合方氏负责“同其数器，壹其度量”，管仲更是直接将度量衡等同于法。《唐律疏议·杂律》详细规定了误差的限度、相应的处罚，以及明确的生产者责任追溯制度。春秋越国范蠡颁布《平粜法》，战国魏国李悝颁布 《平籴法》，丰年入籴，饥年出粜，形成世界上最早的稳定粮食价格的期货金融法律制度。西汉《均输令》《平准令》分设均输、平准等职官，均输调剂不同地区之间的物资余缺，效果显著。后世多有延用。

三、中国古代经济法的性质特点

国家对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所进行的纵向立法干预，既是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也是经济法形成的逻辑起点。传统观点认为，农业经济属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依赖自然禀赋、简单劳动、原始技术，重复生产、自给自足。国家干预农业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是战争，通过战争重新分配土地、劳动力等自然资源，没有也不会产生专门立法调整的必要，因此，经济法不会出现在农业经济主导的农业文明阶段，而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发展起来的”。的确，不论是赫梯人消灭阿摩利人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雅利安人征服印度人的摩揭陀文明，还是亚历山大入主埃及、罗马占领希腊，乃至中世纪教会对王权的全面取代，战争的确是古代西方国家干预农业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古代西方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但在古代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国家不仅在形成之初就认识到农业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决定意义，而且高度重视通过国家立法干预农业经济关系，保障农业生产资源，维护农业生产条件，确保“上农除末”。古代中国不仅是经济法“国家干预”思想的发源地，也是经济法“国家干预”立法的诞生地。早于摩莱里等人提出经济法概念约3000年，《井田制》便规定了土地公有的国家所有权法律制度，《周礼》不仅设置“里胥、邻长”等职业农官管理农业生产，也设置司市、廛人、贾师等职官监督市场交易。有周以降，管仲的“官山海”思想、范蠡的平粜思想、商鞅的重农抑商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桑弘羊的平准、均输思想等等都是典型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尤为重要的是，不同于摩莱里等人的“经济法”空想，管仲、范蠡、商鞅、李悝、桑弘羊等人还将其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落实到了立法实践中。古代中国由此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农时历法《黄帝历》、最早的综合经济法典《周礼》、最早的公有土地管理法《井田制》、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伐崇令》、最早的私有土地管理法《垦草令》《田法》、最早的宏观调控法《平粜法》《平籴法》、最早的市场规制法《均输令》《平准令》、最早的粮食法《仓律》、最早的畜牧法《厩苑律》、最早的货币法《金布律》、最早的国有资产管理法《禁榷令》、最早的商业资产税法《算缗令》等等，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经济法制体系。这不仅雄辩地驳斥了“中国古代并无经济法”“经济法起源于西方近现代”的学科误判，也清晰地展现出中国古代经济法“国家干预”的源流、范围、程度和水平。

法的性质是法的调整目标、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在法律关系中的必然反映。有周以来，植根于“适宜农耕”的地理环境和“善于农耕”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经济法以“教民稼穑，以利农耕”为调整目标，以农业生产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土地法、农业环境保护法、农业监督管理法和农业宏观调控法为调整内容，既不断通过对农业经济关系的国家干预，增加农业的资源配置数量，优化农业的资源配置条件，强化农业的资源配置管理，也不断通过对商人的贬抑、商品的限制、商业市场的监管，宏观调控、“重农抑商”。在几千年分合交替、消长起伏的历史演进中，国家“以农为本”干预经济的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不仅从未间断，而且日益成为支撑政治经济体制运行的法律基点和贯穿文化文明体系的制度主线。尽管人类在进入农业文明阶段后，古印度、古巴比伦等都曾经存在“国家干预农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但是，只有在古代中国，“国家干预农业经济关系”的立法目的才如此明确，内容才如此广泛，形式才如此多元，效果才如此显著。正是因为有了经济法持续不断“以农为本”的国家干预和法律调整，中国古代农业人口一直保持相对集中，农业技术一直保持相对领先，农业生产力一直稳居世界前列，中华民族因此孕育出以农业价值观和农业生产逻辑为本源的最为持久璀璨的农业文化和农业文明。由此可见，“以农为本”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法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区别，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法的本质属性。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国家干预”“以农为本”的经济法不是立法者主观臆断或法学家“拿来主义”的产物，而是早期立法（统治）者在充分认识国家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顺应生产发展阶段、尊重社会生活习俗的前提下，探索和发现农业生产关系、实践和归纳农业生产方式、确认和总结农业生产规律所获得的法律。经济法因此表现出与构成法律底层逻辑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适应性。就适应社会生产方式而言，中国古代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土地所有制关系，农业环境保护关系等保障农业生产基本资源供给，通过国家规制选育播种、生长培育、病虫害防治、农田水利、牲畜饲养、耕种技艺等优化农业生产具体资源配置，通过国家调控商品储备和商品价格、限制商业市场准入、管理市场交易秩序等保障农业收入和其他行业收入的合理分配。这不仅从根本上适应了“后稷之业”的经济基础，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农为邦本”“庶邦惟正” 的政治正确和法律正当。

就适应社会生活方式而言，“我们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土地不仅是华夏民族稼穑劳作的生产资料，也是中华儿女生息繁衍的生活场所。中国古代经济法通过不断调整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分配的法律制度，将农民生活与土地生产密切相连，从根本上适应和规范着“乡土中国”的“基层生活”，土地经济法因此成为古代中国全部政治策略和法律制度的结构支点。不仅如此，通过不断总结农业生产的时令规律、环境规律、耕种规律，颁布世界上最早的农时历法、环境保护法、农业生产管理法等，中国古代经济法又从根本上尊重和适应了华夏子孙“道法自然”“耕读传家”“顺时而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中国古代经济法的超前科学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法思想提出和经济法立法颁行的超前性；其二是经济法调整目标、调整内容和调整方式的科学性。二者相结合，不仅使中国古代具备了远远超越于历史同期其他国家的经济立法水平和立法技术，也使得古代中国拥有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农业文明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质言之，就超前性而言，古代中国不仅早于西方两三千年就提出了土地国（私）有、农业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思想，而且率先将这些思想认知转化为立法实践，中国古代经济法因此拥有多部世界领先的经济综合法典和经济单行法律，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法律系统体系。如前所述，主要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农时历法《黄帝历》（早于西方2697年），最早的综合经济法典《周礼》（早于捷克斯洛伐克1964年《经济法典》约3000多年），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伐崇令》（早于美国1899年《垃圾法》约3000多年），最早的单行私有土地管理法《垦草令》《田法（战国）》（早于古罗马规定土地私有制的综合性法典《十二铜表法》约200年），最早的宏观调控法《平粜法》《平籴法》（早于西方《期货法》约2000多年），最早的市场规制法《均输令》《平准令》（早于美国《谢尔曼法》约2000年），最 早的货币金融法《金布律》（早于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约2000年）等等。

就科学性而言，中国古代经济法不论从其调整目标的确立，调整内容的界分、还是调整方式的选择，都具有较强的合事实性和合规律性，体现出立法目标科学、立法内容科学和法律体系科学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就调整目标而言，“以农为本”符合古代中国早中期“民之大事在农” 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阶段与生产力水平。就调整内容而言，不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公有制，还是“令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制；不论是规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农时历法，还是颁布“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的环保禁令；不论是设置“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的农官，还是问责“旱涝虫蝗、田畴荒芜”的职守；不论是统一度量衡标准“同律”，还是配备管控商品交易秩序“市职”；不论是“平粜齐物，关市不乏”的《出粜法》，还是“孰年入籴，饥年出籴”的《入籴 法》；不论是“调剂物资余缺”的《均输令》，还是“稳定物价波动”的《平准令》等等，都体现出中国古代经济法对农业生产关系本质、条件、规律、风险的深度认知与精准把握，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持久兴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制度分析样本。就调整方式而言，古代中国经济法丰富多元的法律渊源和灵活多样的责任形式（包括责任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承担方式）体系也体现出“切合实际”“简单有效”的科学性，为当代经济法渊源体系和责任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借鉴范例。

正是由于在实质和形式上的根本适应性和超前科学性，使得“两千余年的帝国法律是一个少变化的主体”，中国古代经济法因而具有极为突出的长期稳定性。与历史上其他文明的经济立法相比，中国古代经济法的长期稳定性首先体现为“成文法性”，即经济法集中于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礼》《章》《典》《律》《法》《令》等专门成文立法中，与古埃及缺乏成文法、古希腊没有成文法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中国古代经济法的长期稳定性体现为“成文法的体系性”，即针对土地所有权法律关系、农时历法和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关系、农业生产监督管理法律关系、农业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等不同调整内容，形成了包括《周礼》《秦律》《汉九章》等综合法典，《垦草令》《田法》《平粜法》《牛羊课》《效律（秦）》等单行经济法规，《伐崇令》等国家经济政策，《法律答问》等司法解释，以及农时历法等农业经济习惯在内的稳定体系，远远超越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立法水平。最后，依托于“体系化的成文法”，秦随周制，“以农为本”；汉随秦制，“增《兴》《厩》《户》”三律；唐用《周礼》，宋效汉法，元承唐制，明续元律，清继明法。中国古代经济法从“周”到 “秦”，由“秦”至“清”，历经两千多年战火纷飞、王纲解纽、政权嬗变，依然保持了目标性质结构内容的基本稳定，这在其他任何古代国家历史上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具有根本适应性、超前科学性和长期稳定性的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法的持续推动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一路世界领先，在两宋时期达到最高峰，商品市场经济空前繁荣，“胜过欧洲最文明的国家”，成为当时世界各国竞相崇拜朝觐、学习模仿的“世界之光”。这一时期，不仅 “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四大发明”悉数登场，而且，代表着商品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纸币（证券、票据）等也率先出现，中国事实上最早具备了进入工商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然而，中国古代经济法却依然以《周礼》为圭臬，执守“以农为本”的调整目标，因循“重农抑商”的干预传统，将构成经济法制度框架的内在体系、外在渊源及其实践表达锁定在封闭的历史循环中，“从北宋之后的1000年里，统治者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并非创立一个与其他政治对手竞争的全新国家，而是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商人、商品、市场不仅未随其经济作用增强而法律地位提高，反而继续被“等而末之”。在古代经济法的“强力干预”和“封闭锁定”下，面向新的生产关系的边际调整和替代转换无法获得制度承认和制度支持，难以形成稳定持续的行业发展和市场供给。四大发明的技术优势无法转换为产业优势，纸币票据的工具创新无法实现组织创新，工商资本萌芽无法生长，产业升级换代无从实现，经济发展几乎停滞，故步自封、举步不前，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可见，宋代之后，中国古代经济法的封闭结构逐渐成为阻滞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演进的制度障碍。

四、中国古代经济法的现实启示